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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梦见自已输液(梦见给病人输液输错了)

作者:admin 时间:2021-11-17 阅读数:76人阅读

要不要在今天发这篇稿子病人梦见自已输液,我们其实很犹豫。这是一个看了会心碎的故事。今天毕竟是大年三十病人梦见自已输液,是一年以来真正可以卸下疲惫,沉浸在亲人相聚快乐里的时刻。

可是怎么说呢?SARS过去17年了,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场遥远淡漠的记忆。而对有亲人逝去的人来说,那是连根拔起的摧毁。

那些逝去的人不是数字,是父亲,母亲,女儿,姐妹,兄弟。如果每个人都能多做一点,多争取一点,多负责一点,多专业一点,也许很多孩子就不用活在丧失之痛的枷锁里。

新的一年开始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疫情早点过去,每个人都健康平安。

文 | 房凝

编辑 | 金石 金匝

运营 | 肖睿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发生后,很多SARS亲历者的记忆被带回到2003年。31岁的房凝也是如此。那一年她才14岁,家中8人,有5人感染SARS,被收治在北京不同的医院治疗,后来她的母亲因此离世。房凝和家人的生活,被2003年彻底切割为两个部分,失去至亲的悲伤,是无法彻底摆脱的。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更重视这种疾病,不让悲伤重现,而不仅仅是恐惧。

以下是房凝的自述。

1

妈妈被送去医院的那天,我是伴着窸窸窣窣的通话声醒来的。

她正在给舅舅打电话,压低声音说自己病了,请他以后多去看姥姥,劝说他在家里备一些食品和常用物品。

那是2003年4月,传言比确诊来得早得多,北京封城之说流传甚广,摆在货架上的物品被人哄抢。之前3月1日,北京首例输入性SARS确诊,3月中旬开始,“非典流行”的声音开始在四处发酵,所有人都谈论着这一件事。再后来,电视台开始更新确诊和疑似数字。

妈妈开始发烧咳嗽的当夜,是她和爸爸结婚十七周年纪念日。14岁的我指着电视里的消息跟妈妈说,即便得了也没事,死亡率和流行感冒一样,哪那么容易得个感冒就死了呢?

当天晚上,我还是执拗地想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那些年,爸爸经常加班到很晚,我与他并不亲近,SARS之前的日子我都是和妈妈一起度过的,两个人吃饭,她陪我完成作业,我搂着妈妈睡觉。那天夜里醒过来,我看到妈妈戴着口罩,坐在沙发上,她几乎一夜没睡,怕离得太近传染我,又忍住咳嗽怕吵醒我,我站在她身后,看到她的肩膀微微发抖。

挂断给舅舅的电话后,妈妈要求我戴上口罩,我却觉得那是对她的不尊重,死活不戴,说着说着两个人都哭了。妈妈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倒在床边,我煮了速冻水饺,她吃了5个,那是她在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

饭后,她指了指自己的一张两寸照片,照片里她的刘海被吹得高高的,那是她喜欢的样子。她跟我说,如果我死了,葬礼上就用这张。

我们一家8口人,都住在一栋楼里。最早感染的是大伯,3月中旬,他被诊断为重度肺炎,高烧近40度,稍有起色后被医院转诊到小区诊所输液。那间诊所没有床位,30平米的屋子里往往坐着20来个人。

4月21日,大伯确诊。两天后,是妈妈。再之后是奶奶、爷爷、哥哥。家里5个人感染SARS,躺在北京市不同医院的病床上。剩下我和爸爸、大妈隔离在家。

家人比我要了解这场疫情的可怕程度。大伯临去医院前,跪在地上给爷爷奶奶磕了个头,他担心自己回不来,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爷爷奶奶分开的一瞬,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在一起的47年,都在那一眼里。妈妈离开时似乎清楚知道自己的去处,给我留了一笔钱、一封信,用手绢包着,她还带走了我的一张照片。

每个人都是爸爸送过去的,他留下住院物品,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隔离区。隔离区内外用一层厚实的塑料布隔开,爸爸记得妈妈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回头,冲他摆了摆手。

后来,爸爸告诉我说,那一刻他觉得天花板似乎转了起来,整个世界天旋地转,一切都变了。

▲ 2003年4月21日,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在车厢内消毒。图 / 网络

2

第一天住进隔离病房的时候,妈妈打回来电话哭了,菜是凉的、饭是凉的,她和护士提意见,被抱怨“怎么这么多事儿”。

没几天,妈妈就不在电话里抱怨饭食了,我以为是逐渐好起来了,但实际上,她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后来翻看她的病历我才知道,住院第五天她就用上了呼吸机。

她和大伯都属于重症患者,入院的第三天,就被转去了北京地坛医院,送上120的时候,大伯在一辆车上看到了妈妈,他想叫她,但是一开口就咳嗽,他至今懊悔,“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面,那我爬也会爬过去看她一眼的。”

▲ 2003年5月11日,地坛医院的非典病房。图 / 贺延光《抗“非典”纪实摄影作品》

被隔离在家的日子是痛苦的,甚至是羞耻的,我怕同学知道我家的事情,怕被当作异类,打来电话我都会刻意不接,等几个小时再回过去,营造出一种我不是时时在家,不是无处可去的氛围。

每天清晨起床,家里充满着过氧乙酸的味道,尤其是卫生间里,马桶圈上冰冰凉凉的,坐上去有被扎了一下的感觉。

然后是等待。每天上午,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会来敲门。他们会在头一天打来电话,问次日需要的食品、物品。就像对接头暗号一样,几声门响之后,我拿着手表等着,五分钟,再开门把东西领进来。偶尔从楼上望下去,工作人员早已消失,不见踪影。那是我一天一次与外界联结的仪式。

每一天都没什么盼头,学校已经停课,电视里的空中课堂并没人有兴趣听,我穿着睡衣在充满乙酸味的屋子里游荡。手机成为了我和妈妈的唯一联系,我每天精神紧张地握着手机,一遍遍地打妈妈的电话。

屏幕发出的亮光刺激着我,有时候让我不能逃离,不去设想她的情况,有时候又提醒我她就在那一边,离我不远。刚开始妈妈的电话是通的,有时候她会接听,我能听到电话里她浓重的呼吸声和咳嗽声,之后通话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就再也没拨通过。

大伯确诊14天后,我和父亲、大妈已被解除隔离的告示贴在了电梯间最醒目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也几乎没有出门。唯一一次,大妈下楼倒垃圾,回家后不到一小时,警察敲门,说隔壁有人报了警,那是我当时最焦虑和厌烦的时刻。

3

噩耗很快到来。有一天睡醒,听到我爸冲着电话哭喊,挂了电话他跟我说,爷爷不在了。

这么多年,爸爸都活在愧疚里。他送爷爷去医院的时候,爷爷只有轻微的咳嗽,医生建议回家吃药静养。爸爸坦白了家里已有人确诊SARS的事实,医生马上建议住院隔离治疗。

即便如此,爷爷和堂哥也属于轻症,从始至终没有高烧,他们被转去北京佑安医院,住在同一个病房。爷爷去世的那天早上,护士来通知他们三天后出院,堂哥去房外接水,回来的时候,看到爷爷已经歪倒在床上,心脏病发,抢救无效。

那天是5月4日,直到那时,我都以为爷爷是家里第一个离世者。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变得有些神经,和自己暗自打赌,“如果这片叶子在接下来半分钟里没有晃动,就意味着我妈还活着。”如果没有我会激动地大笑,如果有一点晃动我会突然大哭。我盯着日历,算每一天是否“吉利”,到5月14日的时候,因为“我要死”的谐音,我几乎崩溃,一遍遍地摩挲直板手机键盘上那几个熟悉的数字。不到一个月,一个几乎崭新的手机,有三个按键被我摩挲得掉了漆。

直到五月底,爸爸终于撑不住,告诉我,5月1日,妈妈确诊的第九天,她就已经离世。当时还有一个谣传,称因为是疫病,医院不会负责火化,所有尸体都会被直接深埋地下。

我回到房间,锁上门,靠墙坐在地板上,一下下地用后脑勺往墙上撞,直到磕出一个大包。我担心只有40岁的母亲逐渐变得冰冻,担心深埋在地下泥土会渗入她的皮肤,担心她的身体一点点地被细菌腐蚀、被昆虫啃咬。

几次梦里,我贴在妈妈的怀里睡着,搂着她的脖子,她笑着看我,然后一歪头,断了气息。那个歪头的动作太让人难过,我经常大哭大叫着从梦里醒来,想象着她在人世间最后一秒的状态。

我没见到她的遗体,等到8月接回时,已经只剩骨灰。我抱着骨灰大哭,不明白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会变成只有几百克的重量?

后来,因为怕被传染,妈妈的钱包和一切物品都被烧了,只剩当时她带走的我的那张照片,被护士装在了透明口袋中,四个角有消毒水泡过发白的痕迹,是我领回的唯一一样遗物。

4

现在想来,我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在电视上,镜头晃过,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戴着氧气面罩,艰难地对着镜头比出了一个v字手势。那一段被用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宣传片里。

她打的最后一通电话是爸爸接的,她在电话里说,想要爸爸带酸奶和果茶来,这些都不是她爱喝的东西,她解释说,是喝了隔壁床送的,想还对方的人情。

那是她去世的前一天,因为被隔离,没办法送过去,爸爸打电话给亲戚朋友,但听说要去地坛医院,都被婉拒。直到第二天,妈妈的一位好友帮忙送到,她站在守门的人身边,一遍遍写下妈妈的名字,过来交接的负责人先后来了三个,每一个人回去查资料的时候,这位阿姨心就紧了一下,直到最后一个人告诉她,人上午已经没了。

直到现在,每年清明,爸爸都会拿酸奶和果茶到墓地,那是他的遗憾。

6月1日,我和爸爸去接奶奶,她后来被安置在北京市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这座医院仅用了8天建成,收治了680名确诊病人,后来被称为中国版的“寂静岭”,已经在10年前拆除。

小汤山地区在当年并不繁华,医院是军队康复疗养院改建的,从八达岭高速(今京藏高速)一路开过去,能感觉到愈发荒凉。

▲ 2003年4月,正在日夜抢工建设的北京小汤山医院。图 / 视觉中国

奶奶没有手机,没法和外界联系,她白天打激素,努力下床走动,夜里腿部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她后来告诉我,睡不着的时候,她能听见简易病房里不停止的咳嗽、哀嚎和哭泣声。

奶奶回家隔离14天之后,得到了疾控中心发放的解除医学观察同意书。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自行加了10天。24天后,我陪奶奶下楼,那天正好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日期,我们刚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原本楼下坐一排的老人们立刻散开,唯一一个想过来和奶奶打招呼的老人,被儿媳妇拉了一下。

再之后,奶奶也愈发孤独了。她还没能接受爷爷离开的事实,家人也各有各的伤痛,顾不上开解她。SARS结束两个月后,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奶奶站在楼下,眼睛下面的肌肉似乎在一夜间没有了,眼袋耷拉着,满头花白的头发,两只手背在身后,没人跟她说话。

5

年幼失母,我的青春期好像延长了。

那段时间,我变得自怜、任性、跋扈。在家,我痛恨爸爸隐瞒了我近一个月,和他关系紧张;在学校,我把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大喇喇地摆在课桌上,似乎在宣示自己受到了数倍于同龄人的痛苦,理应受到更多的照顾和理解。

我确实也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照”。学校复课后,进门先要过一次体温枪检测,我在家量好体温后去学校,还是屡屡收到不合格的通知。

被拦在校门外两周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早起半小时,先在家量好体温,确定正常后,用隔夜冰好的袋装牛奶一个捂在脑门上、一个夹在腋下,然后一步一步地慢速走去学校,路上碰到同学也从不与人同行,生怕在7月的高温下快步走出汗,影响体温。

▲ 2003年6月4日清晨,太原市第五中学校医在校门口为高三学生测量体温。 图 / 网络

这种小心翼翼的姿态现在想来有些心酸,但在当时,即便体温枪没有超过36.5度,我还是被拦在门外,甚至与值班老师发生吵闹,一度成为了校园里有名的“问题学生”。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初三,我整个人透出一种慵懒的“垮”和自认为很“酷”,我穿大大的校服,做课间操时候故意动作做得很不到位,被老师叫到台上,给全学校展示——现在想来,那也许是我自卑又自怜的一种伪装。在最执拗的那几年里,我很少哭,除非是遇到激烈的争吵,或者旁人言辞间散出鄙夷,眼泪才会流下来。

直到现在,家人去世已经快17年,我仍在反思自己当时的状态,我把这些年分成两个阶段,前7年,我在可怜自己,大片的快乐似乎在一瞬间被抽离干净,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靠在妈妈的肩上,我会下意识地转过头去;后来的10年,我开始心疼他们,心疼他们的生命突然被一场瘟疫带走,却至死不知是什么原因。

6

2003年,也成为我们家庭分割记忆的坐标。

2003年之前,我家还是个美满的8口家庭,祖孙三代。2003年之后,每一年的三十晚上,我们都会先给爷爷和妈妈供上食物,祭拜后再开饭。直到现在,姥姥还没办法走出2003年,因为想念她唯一的女儿,她已经哭成了干眼症,走在大街上,看到和妈妈相似的人,她会一路跟着,看到我,她偶尔会喊出妈妈的名字。

妈妈的死讯是我告诉姥姥的,人情凉薄,亲戚朋友那时不走动了,也没人告诉她后来的情况。这之后,舅舅们和我家也逐渐没了来往。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妈妈是在我家“被害死”的,无从辩解。

治疗SARS时使用的大量激素,也让大伯、奶奶和堂哥有骨质疏松的迹象。最严重的是大伯,治愈后没有多久,他便离开了工作岗位,办理了提前退休。他的双肺已经重度纤维化,即便是安静的时候也会呼吸困难。这些年,他的双腿越来越细,股骨头多处坏死,起床躺下或是蹲下上厕所,都需要外力搀扶。

他总是会做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像鱼一样在深海里潜泳,因为没有鱼鳃,无法呼吸,双腿也不知去了哪里。

今年的疫情一发生,我好像又闻到了记忆里的过氧乙酸味,也感觉到社会在一点点被割裂,武汉的病人滞留在各处,却无法确诊是否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他省市的人们一边提到武汉避之不及,更过分的,还有人会讲起段子和笑话。恐惧很正常,但更重要的,是真正重视这种疾病。

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晚上,爸爸坐地铁回家。身后,两位中年女性正在大声谈论。“肯定没事,咱们中国人多,就不怕死。”“就是,当年非典说得那么严重,不也没死多少人吗?”

爸爸告诉我,他当时扭头看了一眼,转头捂紧了自己的口罩,后来,他手机的新闻推送显示,当天湖北已有17人死亡。

▲ 截至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图 / 丁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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