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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被孩子气醒了代表什么(做梦哭醒了代表什么)

作者:admin 时间:2021-11-15 阅读数:76人阅读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做梦被孩子气醒了代表什么,大学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人多的近路。许渊冲“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日记里,许渊冲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翻译家许渊冲最近一次公开谈起“接班人”是2021年4月,他的百岁生日前夕。

6月17日上午8时许,翻译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在京逝世,享年100岁。

许渊冲的一名学生向新京报表示,许老是 “安详地去世”。

儿子在国外,2018年妻子照君去世后,许渊冲独自一人生活在北大畅春园的小房子里。学生说,许老家里没有很亲近的亲人了,日常生活都由保姆照顾。

1921年,许渊冲出生于江西南昌;17岁时,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4年后,他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这是国际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之一,许渊冲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94岁时,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翻完14本后,他不翻了,“(莎士比亚的)每一本书不会都喜欢的,的确有些也不好。”许渊冲最新的翻译作品是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伊人倩影》(《The Portrait of a Woman》),此后,他开始写自传《百年梦》。

如今,《百年梦》永远不会有机会再写完了。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寻找接班人是他经常提起的话题。在他的百岁生日前夕,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他转而问对方:“你在哪里念的外文做梦被孩子气醒了代表什么?”记者觉得诧异,反问他:“您想让我当您的接班人啊?”许渊冲用自己招牌的大嗓门回应称:“只要有可能,你别小看,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今天的。”

记者说自己40岁了:“现在还能来得及当翻译啊?”老人摆摆手,笑眯眯地继续说道:“我60岁了才开始,你只要现在开始,没有来不及的……将来就看你们了,我认为可以的,我可以超过前人,后人可以超过我。”

百岁老人

许渊冲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百岁生日会。

4月18日,在北京大学博雅酒店的会客厅里,许渊冲坐在沙发上睡着了。接连几天的大风过后,许渊冲在卡其色的西服套装内穿了一件同色系的薄款羽绒服,保暖又体面,这是老人家的讲究。

许渊冲半个身子仰靠在沙发上,脑袋微微地向上仰着,眼睛紧闭,发出轻微的呼声。不大的会客厅里,三三两两站着前来参加生日宴会的宾客们,有北大的老师,也有从上海、洛阳等地赶来的学生们。宾客们进门后不自觉地压低了讲话的声音,偶尔侧头看看打盹的老人,生怕吵醒了他。

实际上,100岁的许渊冲已经很难听清别人讲话了。和人聊天前,他总是一边大声地告诉对方:“我听不到,你大点声”,一边伸手指指自己的耳朵。年轻时,许渊冲嗓门就大,加上脾气火爆,得了个外号叫“许大炮”。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许渊冲的场景:“许老师嗓音洪亮如钟,说话语速极快,气势如虹、气壮山河,他的气场之大,我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

在北大参加生日会的许渊冲。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现在听力衰退,担心别人听不见,许渊冲讲话的声音更大了。

临近下午3点,许渊冲醒了,他缓慢地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人。宾客们被请出门外,几分钟后,许渊冲坐上了轮椅,被学生推着走向宴会厅。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为他送上了生日礼物:一副写着“愿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的书法作品和一束鲜花。

大部分时间,许渊冲都静静地坐在台下。当播完一段以韩宁翻译的《将进酒》为主要内容做成的视频后,许渊冲接过俞敏洪递过来的话筒,给出了自己的评价:“翻得不错”。

台上分享的是他的学生,台下坐着的,也是他的学生,许多已经退休了。许渊冲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简称信息工程大学)当过20年老师;1983年,许渊冲调往北大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1999年起,他又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与赏析”课程。

许渊冲的学生太多了。在北大举行生日会的前两天,他不同时期的学生们已经给他过了两次生日了。学生们从上海、洛阳、郑州等地赶来,把老师请到离家不远的湘菜馆里吃饭。

学生王裕康还记得,吃饭时,许渊冲兴致起来,在饭桌上和同学们说起了翻译。“大家都知道他主张翻译要讲‘意、形、音’三美,但吃饭的时候,他又提到三美要根据情况表达,不要拘泥于每篇文章一定要实现三美,要看具体的场合和作品。”

和人聊天,许渊冲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翻译,在北大生日会现场亦是如此。在20分钟的发言里,许渊冲的讲话从对“道”的翻译开始:“ ‘道可道,非常道’,他们(外国人)把‘道’翻译成‘DAO’,中国人也不懂。什么叫‘道’?这很简单,‘道’是道理。英文来说,可以翻译成truth,所以‘道可道’(可以翻译成)truth can be known,真理是可以被知道的。”

结束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诗句里面不知道多少翻译错误。这种翻译拿出去怎么能让外国了解中国?……在座的诸位,这就是你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老小孩”

生日会结束,许渊冲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家——北大畅春园。不大的两居室保持着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水泥地面上放着各式木质的家具,头顶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吊扇。

和人聊天时,许渊冲总是坐在一个米色的单人皮质沙发上。或许是因为使用时间长,沙发的扶手处已经开裂了,露出星星点点的黑色。来客人时,沙发朝着门口;客人走了,许渊冲坐在沙发上用脚轻轻一转,沙发转向书桌,他便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

原木色的书桌上放着几支签字笔、日历、字典、放大镜、不同的杂志和书籍,正中间是一张许渊冲和夫人照君的合照。照片里的俩人坐在一排书架前,穿着同款的白色外套,望着镜头微笑。

许渊冲的书桌上总是放着一个放大镜。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书籍和照片,是这个家里最多的东西。许渊冲的卧室里靠墙放着两排书架,上面放得满满当当的,都是他翻译的作品。和译作放在一起的,是许渊冲不同时期的照片,在西南联大时期、到各地游玩、和老友一起过生日等等。

唯一一张没有许渊冲或家人出现的照片,是老友杨振宁。照片中的杨振宁和妻子翁帆坐在许渊冲房间的沙发上,翻阅他翻译莎士比亚的手稿。

俩人的友谊始于上个世纪,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杨振宁则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

许渊冲总爱跟杨振宁比一比。俩人一同上老师叶公超的英文课,第一次小考,许渊冲考了85分,杨振宁得了95分;期末考试俩小时,杨振宁一个小时就交了卷,成绩也是全班第一。“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多年后,许渊冲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俩人有50多年没有联系,直到1997年,俩人才再次在北京见面。杨振宁送了许渊冲一本《杨振宁文选》,许渊冲回对方一本《追忆逝水年华》。获得北极光翻译奖后,许渊冲回西南联大原校址演讲,又再次提起:“杨振宁太不像话了,我外文系考79分,他物理系考80分,比我还多一分。”

对许渊冲而言,西南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几乎影响了他一生。在这里,老师吴宓改变了他的翻译观念,让他从喜欢鲁迅的直译理论,转向“还是意译有道理”;也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创造性地将三民主义翻译成“of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首次收获来自翻译的声名。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许渊冲还在坚持翻译,只不过翻译的舞台从当初的战场上,变成了小小的书桌。白天事情多,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成了老人独属于翻译的时间。眼睛看不清了,他便举着放大镜看书,再一字一句地将译文写到纸上。

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里,他翻完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等的英文翻译,也把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翻成了中文。

94岁时,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完成14本后,他不翻了,“(莎士比亚的)每一本书不会都喜欢的,的确有些也不好。”

最近,许渊冲开始写自传《百年梦》。此前,他已经出版过《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梦与真》《绮年琐忆》等多本自传。“以前写的是小学、中学、大学、留学,这本题目一听就知道是百年(的经历),不是一年两年了。”许渊冲说。

在朝北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电脑屏幕上的字也要越大越好:全屏显示的word文档,字号要调成三号,文档也要放大到150%。许渊冲打字的时候不喜欢看电脑屏幕,总是低着头盯着键盘。打完一句话后,抬头看看屏幕,发现错了,又在键盘上找到向上移动的键,摁到错误的地方删掉。

和年轻人不同,许渊冲只用两根食指打字,他总是戳一下键盘后又停下,才能继续摁下一个键。打字的速度也决定了老人的新书不能很快出版,但他并不着急,依然信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观念:今天累了,那就明天写;不想写书了,那就翻译;不想翻译了,那就写书;什么都不想做了,那就休息。

偶尔,电脑出了问题,许渊冲嘴里嘟囔着“哎呀这个错了”,保姆小芳想上前帮忙,他又总是嚷嚷着“我自己来”。小芳说,老人极为重视自己的作品,不光不让她碰电脑,就连日常打扫时,书架也不让擦。北京沙尘的日子里,小芳准备扫扫书架上的灰,许渊冲看到了又连忙说“这里不用扫”。

许渊冲家的书架上摆满了自己的译作和夫人照君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每日必备的工作除了翻译和写书,许渊冲还喜欢逛公园。畅春园门口就是一个小的体育广场,许渊冲觉得太近了,不喜欢,偏要到2公里外的海淀公园。以往,许渊冲总是自己骑自行车去;2017年中秋节摔了一跤后,变成小芳骑着电瓶车带他去。

北京的春天常有大风,小芳担心老人身体,说要不别出去了。老人总是摇摇头说不行:“我一天不动怎么行?肯定是要出去的。”有时候,风太大了,小芳骑不稳电瓶车,“要是摔着了怎么办?摔着了我负不起这个责。”许渊冲则大手一摆,说:“没事,我不用你担责,我自己担责。我都100岁了,我也能走了。”

有一年夏天,下大雨,许渊冲还想出门去逛公园。小芳告诉他,下雨了,骑不了电瓶车,要不打着伞在小区里逛逛吧。许渊冲不同意:“你可以一只手打伞,一只手骑车。”小芳哭笑不得,只好连连说:“不行,我没这个技术。”

在小芳的眼里,许渊冲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了。他喜欢吃甜食,以前,还喜欢喝冰可乐,2007年做了手术后,可乐不喝了,改成了甜甜的旺仔和露露。冰箱里永远放着巧克力和奶油蛋糕,就连小小的一碗白粥,也要放两勺糖才吃。

2017年登上中央电视台节目《朗读者》的舞台后,许渊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红”,家中总有访客,他关于翻译的言论也总是出现在热搜上。他最近一次登上热搜,是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俄语成绩也很好,为什么不用俄语翻译?

许渊冲的回答依然“孩子气”:“俄文有一个毛病,吃饱饭你要看这书太累了,所以后来不念俄文了。法文,轻而易举,跟英文太像了,所以我后来搞法文了。法文不费力。”

说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许渊冲伸手在眼前比出一段长长的距离,形容两个人写的句子有“那么长”:“你简直不想看,写那么长干什么,我想算了。”

“这样就美了”

或许很难想象如今的“老小孩”就是几十年前和半个翻译界吵过架的“许大炮”。

许渊冲对待翻译的态度,一贯是严谨而认真的,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要讲究“音美、形美、意美”,也要超越原文。他常把“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挂在嘴边,这也是他对美的追求和坚持。

最早因为“美”和人“吵架”,源于古诗翻译是否需要押韵的争论。彼时,翻译家王佐良推崇散体译诗,著作诗歌的形象、意境和气氛,认为“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许渊冲不同意,觉得散体译诗没有美感,一心想要批倒王佐良的“谬论”。

在朝北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以《关鸠》为例,王佐良推崇阿瑟·韦利的翻译:“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许渊冲觉得这个翻译“不美”:“哪有‘关关’叫的鸟?韦利说是‘fair,fair(美啊,美啊)’,也不知道是说声音还是意思。”

许渊冲说,水鸟是咕咕叫的,但“咕咕”太轻了,要加入响亮的原音“安”才能入诗,这才有了“关关”的音,这是几千年前古人展现出来的“音美”。许渊冲将其译为: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

“在我这里全部都是押韵的,所以北极光(国际译联设立的翻译界最高奖项)给的是我咯。”许渊冲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诗歌押韵是一件难事,偶有得意之作,许渊冲总是不吝于和人分享。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是许渊冲在北大的学生。在他的脑海里,许渊冲一直有一个穿着睡袍、坐在书桌前翻译的形象。

“他起床就坐在书桌前,开始想哪个词和哪个词能押韵,哪个词和哪个词放在一起用合适。”王强说,有时候去许渊冲家里聊天,他能拉着自己讲半天:“说自己早上4点起床就在想这个词,到了6点多,忽然就想到押韵的词了,而且意义完美匹配。”

4月底,在畅春园的家中,许渊冲半躺在沙发上,手上摇着一把丝制的团扇,开始讲起《静夜思》的翻译。这首表达思乡的诗,许渊冲翻译为: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 Looking up,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中国人喜欢团圆,看到月亮,也就会想到团圆,”许渊冲晃晃悠悠地,继续说道:“我把月光比成水,然后沉浸在乡愁中,这样就美了。”

多年前,许渊冲曾和钱钟书在书信中探讨过诗歌翻译的问题。钱钟书认为诗歌翻译有“无色玻璃”和“有色玻璃”两种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钱钟书选择“两害相权择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许渊冲的翻译有过多发挥,属于“有色玻璃”。

但许渊冲却认为,如果原诗是真而美的,译文“真而不美”,也不能算是“传真”;但倘若译文“美而不真”,则有可能是“失真”,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原文的美”。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了北大后,还专门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钟书,双方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在“真”与“美”的选择中,最著名的论战和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相关。全书的最后一句话“Elle mourut”,翻译家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翻译家冯亦代形容许渊冲的翻译是“花花绿绿的东西”:“原文就是‘她死了’”。但在许渊冲看来,市长夫人是含恨而死:“要表示含恨而死,还有比‘魂归离恨天’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吗?”许渊冲不服。

如今,曾经和许渊冲论战的诸多翻译家已经离世,但关于“真”与“美”的争论却并未停歇。

接班人们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对许渊冲而言,翻译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答案至少是“很重要”。

王强记得,2018年,和许渊冲相伴60年的师母照君去世了。王强担心许渊冲,照君去世的第二天下午,他和一名北大的同学一起去看望他。到了家里,打开门,王强才发现老人仍然坐在电脑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做翻译。

那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集,700多页,“平装的,字特别小”。看到学生过来了,许渊冲指着屏幕向俩人展示刚刚翻译的段落。

许渊冲告诉王强:“如果我现在不翻译,我没法想象我怎么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那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幸亏我还有翻译的世界,当我进到翻译的世界里,它那种强大的力量会把我从悲伤中暂时带离。”

来客人时,许渊冲总是坐在米色的单人沙发上和人聊天。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王强听得很感动,俩人看到老人看书费劲,就把书拿到北大附近的复印店里,让店家按照最清晰的程度,把整本书用A4纸复印出来。一个多小时后,俩人又把复印好的新书送回了许渊冲家。

照君去世后,王强也曾问过老师需不需要钱。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许渊冲告诉王强,希望他可以帮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一套自己全部的译著。这也是认识多年以来,许渊冲唯一一次向王强提出请求。“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王强说。

大学毕业后,王强留在北大任教,跟许渊冲的交往多了一些。有一次,许渊冲告诉王强,他有很多早期的法文书,这些书放到王强那里可能“更有价值”。王强连连摆手,说“不敢收”。

2017年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许渊冲直言,读书时俞敏洪不是最出色的学生,王强要更厉害些。

“我现在确实也不是好学生,因为毕业以后基本上没搞什么翻译,然后就出来经商了,一直做到今天,偏离了文化的很多轨道。”在北大生日会的现场,俞敏洪如此说道。

事实上,在许渊冲的学生中,全职做翻译的人少之又少。学生于晓是为数不多做过翻译的:“我至少翻了有四五本书都出版了,一本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还一本是卡西尔的《语言和神话》”。但这也是闲暇时的爱好,算不上职业。

学生王裕康则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全职的翻译,“翻译很累的,我们已经这个岁数了,纯文学的翻译就让更有才华的人去做吧。”谁是更有才华的人呢?王裕康想不出来。

毕业快40年后,王强才翻了人生的第一本书,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被王强认为是1984年上完许渊冲的翻译课后,“第一次交的、完整的作业”:“等这本书出版后,我一定会送给许老师一本,让他像批改作业一样,有空再给我批改一下。”

对王强而言,除了翻译,人生还有诸多有意义的事情。但对许渊冲来说,只有翻译了。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学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人多的近路。许渊冲“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日记里,许渊冲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几十年过去,许渊冲仍然在“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中英法翻译。五千年来,只有我这么一个人做梦被孩子气醒了代表什么!”

在北大的生日会现场,听完俞敏洪等学生的发言后,许渊冲主动伸手要了话筒,再次提到接班人的话题:“我到北大后,80多岁还在做翻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们就是接班人,将来还是要看你们的。

学生们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似乎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可以用于翻译的时间。在生日会现场,有学生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以后每天也要翻译一千字。学生张蕾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我们用接下来的40年来追赶许老,尽量接近(他的成就)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