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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青竹蛇盘在自已脑门的简单介绍

作者:admin 时间:2021-11-06 阅读数:63人阅读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的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纵览中国古人发型的变化可以发现,发型会对一个人的外观与精神面貌有着很大的影响。古代男性发型多样,有的披发,有的髡发,有的束发,有的剪发,甚至有椎髻梳辫的,这些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

从北朝到隋唐,中古社会里“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显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都比较年轻,脸庞稚嫩,多为剪发而非束发,这正是胡人与汉人分别的明显标识。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保留着本民族的发型和服饰特征,也是身份归属的象征,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 考古所见“剪头胡雏”的艺术形象

在历史文献记载的人物形象里,都有一些肖像定格式的描写,发型常常引人注目,而且似乎总是与人的外貌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型随时间推移不断交替,一些发型经过短暂流行后随着王朝变迁而快速消失梦见青竹蛇盘在自已脑门;同时,即使同样的发型,在不同时代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唐初高僧玄奘到达中亚窣利地区,他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打量当地粟特人,称其“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特别是“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这种胡人发型、发饰令长期生活在中原汉地的玄奘感到稀奇。

《魏书》卷一二〇记载:“(康国)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发髻,幪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记载波斯也是“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箱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旧唐书·西戎传》沿袭了对中亚粟特的记载:“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史书中记载粟特人的这种发型,随着东渐入华也带到中原汉地。

唐代笔记小说最有名作品之一《霍小玉传》即记述过:“生(李益)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 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纻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因而知道“剪头胡雏”实际就是随从仆人,并且是一个年轻的胡人。

但是“剪头胡雏”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我们并不清楚。随着近年考古发掘中对胡人形象的新发现,我们可以辨认出,过去笼统地称为胡人的形象,其实是有区别的。先看山西5世纪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中的陶塑与壁画。

〔图一〕北齐娄睿墓出土役夫胡人俑

〔图二〕北齐娄睿墓役夫陶俑

〔图三〕娄睿墓役夫陶俑

从考古出土的图像看,娄睿墓中有壁画也有陶俑,最典型被称为“陶役夫俑”的西域人,高鼻深目,留小八字胡,白色圆脸,头微歪。出土资料整理者认为役夫俑“头戴圆顶毡帽”,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剪发胡雏形象〔图一-图三〕,其发丝下垂成绺,整齐划一。再看墓道壁画中牵驼队的胡人发型,有的年老胡人头顶秃发,有的胡人一头乌发鬓髭相连〔图四〕,墓道西壁两驼之间的胡人也应该是剪发胡雏,并不是戴圆顶毡帽,而是头发呈半圆盖造型〔图五〕。

〔图四:1〕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四:2〕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五〕北齐娄睿墓墓室壁画胡人驾驭出行图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刻图像题材中,男性短发齐耳或至颈的人物共有55例(不含许多戴冠帽者),另有披发、挽髻和竖发戴发箍者,短发齐耳的“剪头胡雏”形象非常明显〔图六-图十〕。这些形象一般应是男性乐伎和侍者,他们或奏乐,或持伞,或跪侍,或牵马,如此种种都表现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环境。史君墓是典型的入华粟特人墓葬,考古发掘者认为“出现的齐耳、剪短发应是粟特民族男性的基本发式”。

〔图六〕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图(局部)

〔图七〕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图(局部)

〔图八〕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 浮雕摹绘图(局部)

〔图九〕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 浮雕摹绘图(局部)

〔图十〕北周史君墓石堂北壁 浮雕摹绘图(局部)

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中,石刻图案中剪发人物共出现88例,占总人数三分之二多,可分为戴帽与不戴帽两种类型。剪发人物基本都是卷发,发长者可垂至后颈,有的还用一根发带缚住头发〔图十一-图十四〕。考古资料整理者认为,粟特乐伎头戴倒梯形帽和纶巾,头戴花冠者是粟特王子,剪发而不戴帽者主要为粟特贵族的随从。

〔图十一〕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图十二〕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图十三〕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线描图)

〔图十四〕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线描图)

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天和六年(571)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工匠用线刻画描绘了胡汉礼佛的场面,其中深目高鼻的七位男性胡人乐手皆是剪发“瓜盖头”〔图十五〕,有的齐耳剪短,有的长及颚上,但是头发丝丝入画,发型非常清晰,绝不是戴“瓜皮帽”的造型。

〔图十五〕西安北周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胡人乐手线刻图

西安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具有胡人典型特征的画面有三幅,其中第四幅、第五幅、第六幅的线刻图,既有胡人出行图,也有胡雏伺候首领萨保饮酒场景,但这个胡雏正是剪发的头型〔图十六,图十七〕。

〔图十六:1〕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之一

〔图十六:2〕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一

〔图十七:1〕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之二

〔图十七:2〕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二

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壁画中,达官显贵豪华排场中有着大量的胡化因素,其中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群里,就有“剪头”胡人形象,胡人发型表现为短发后垂翘起〔图十八,图十九〕,虽然这个驭车手地位较低,但是在发型上仍然保持胡化特征。

〔图十八〕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

〔图十九〕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局部)

无独有偶,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开皇十八年(598)虞弘墓,石椁装饰浮雕图像上的胡人,大多数是平梳式短发,也有披肩长发和卷曲波状发,且头发还有着色。工匠们选择不同发型雕刻胡人族群以示种族的不同,可见发型的重要性,虽然“侧视横头”有可能失真,但刻画狩猎者、乐舞者和侍奉者都是年轻形象,“剪头胡雏”的发型以及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图二十-图二十二〕。

〔图二十〕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局部)

〔图二十一〕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局部)

〔图二十二〕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线描图)

在出土的陶俑中,剪头胡人形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大英博物馆藏胡人驾驭牛车陶塑,胡人就是齐耳剪发〔图二十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胡人舞蹈俑也是齐耳剪发〔图二十四〕,以及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剪发胡人俑〔图二十五〕,等等。我们在众多的陶俑中都可看到,这种“剪头胡雏”并不裸露前额,而是短发齐耳,风格简约,但标新立异的夸张发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

〔图二十三:1〕驾驭牛车胡人左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图二十三:2〕驾驭牛车胡人右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图二十四〕胡人舞蹈俑 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二十五〕剪发胡人俑 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

为什么北朝隋唐图像中胡雏形象者较多?这一时期使用胡雏是贵族生活的一个标准,很多高门王公、达官贵人蓄养的奴婢或侍从仆人,有不少是外来异族,自然成了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而胡雏对彰显地位非常重要,剪头胡雏的发型就成了能被每个人识别的标记。

历史文献中关于“胡雏”的记载,有人认为“胡雏”就是胡人之别称,略带嗤之以鼻、嘲讽鄙屑之,但不知道其确切称呼。其实,翻阅唐代笔记小说就可知道唐人对“胡雏”的称谓或叫法非常普遍。

长庆四年(824)成书的薛用弱《集异记》,描述开元初年司徒李勉在路上遇到波斯老胡,这名老胡自称是波斯王贵种,商贩二十多年,家有三子,身藏传国宝珠,临死相奉李勉。李勉“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旁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原来这个胡雏就是波斯老胡儿子,长相类似其父,李勉告诉其子埋葬地方,“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这条记载虽未说是否剪头,但胡雏形象一眼看去非常明显。

《新唐书》卷一三〇《崔隐甫传》称,“梨园弟子胡雏善笛,有宠”。显然,“胡雏”是对年轻胡人或胡人血统后裔者进入中原后的称谓,他们作为移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大量胡雏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人劳动力不足的压力,但是也带来负面影响,不仅抢夺了汉人奴婢的职业,也逐渐汇聚成部落群居等等。所以古人认为他们造成了“安史之乱”。

任何一个时代的流行发型,都对应着独特的社会阶段和文化,胡雏发型不变,说明“渐慕华风”是有一个过程的。即便是社会底层,胡人融入中原汉地主体民族可能要经过二三代人才能彻底同化,胡汉认知的概率不是一下子就能提升的,“剪头胡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二 学术界对“剪头胡雏”发型的某种误判

以前对于胡人发型的研究较少,所以发生不同看法也属正常,我们很长时间内对胡人剪头者俗称为“地瓜头”,误判为是头戴的瓜皮帽。也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戴“胡帽”的造型,笼统地称为小圆帽。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史书里有这类的记载,究竟是戴小瓜帽,还是剪头胡雏?应以出土实物为准加以仔细判别。

2000年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出土胡俑11件,这些歌舞杂技胡人的造型在面相、服饰上都与墓葬中其他俑不同,由于工匠采用粘贴陶艺使得胡人发型被误认为是鲜卑服饰中的“鲜卑帽”,其实这些胡人正是较早所见的“剪头胡雏”〔图二十六-图二十八〕。

〔图二十六〕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一

〔图二十七〕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二

〔图二十八〕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三

《文物》1984年第4期发表的《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其中指出:“东魏茹茹公主出土的七件胡俑,他们头戴小瓜帽,外露鬈发,深目高鼻,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貌若西域人。”也是将“剪头胡雏”误判为“瓜皮帽”。

1972年陕西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阿史那忠墓出土的胡人驭车图〔图二十九〕,两个胡人驭手牵缰绳拉牛车的形象栩栩如生,一个足蹬黑筒靴,另一个脚穿线鞋,等待主人出行。这两个人头发明显是剪发,蓬蓬松松,但是被解释为“头戴浑脱帽”。

〔图二十九〕胡人驭车图 陕西礼泉唐阿史那忠墓出土

2002年西安东郊东兴置业唐墓出土的壁画中,犊车旁边驭车人,也是胡人手扶车辕准备赶车起动的样子,这个驭车胡人头发卷曲,也是剪发的形象〔图三十,图三十一〕。此外,唐李震壁画墓中的胡人牵马图,胡人发型亦呈剪发蓬松状〔图三十二〕。

〔图三十〕胡人驭车图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一〕胡人牵马图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二〕牛车出行图 陕西礼泉唐李震墓出土

麦积山西魏石窟第123窟的维摩变,外侧男女为二个稚气纯朴的少年侍者,曾引起学界关注,被称为童男童女,这个少年侍者被认为是胡人装束〔图三十三〕,其发型有的说是“留海覆额”,有的说是戴帽头饰,其实就是同时代流行的胡雏发型,在圆顶齐耳发型脑后还醒目地留有一条短辫子〔图三十四〕。

针对这些剪发形象的胡人,以前有人说是无沿圆帽、圆顶鲜卑帽,也有的说是大头短发帽、厚边毡便帽,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圆顶头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为猜测。

〔图三十三〕麦积山第123窟 左壁西魏侍者胡雏

〔图三十四〕麦积山第123 窟胡雏头顶辫子

就发型而言,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厚重的头发以半圈的发际线遮盖住多半个额头,头发盖住了耳朵,给人似乎戴着帽子的感觉,其实,胡人的发型有自己特点,来源自发质不同,有的粗硬蓬松,有的浓密卷曲,颜色也不同,这给工匠和画家创作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由此可见,将发型误判为帽子(胡帽),其实是画师或工匠最早造成的,他们透视的画法或是偏向角度的塑造,使得胡雏头发成了毛茸茸的黑色区域〔图三十五〕,从而造成歧义和误解,引起困惑。

〔图三十五〕唐代胡俑 太原市晋源果树场采集

梳这种发型的胡人,大多都有着年轻的面孔,面庞清瘦,硬朗干练。当时胡人并没有统一的“发型”。有的胡人扎有盘头长辫,大概是受突厥的影响梦见青竹蛇盘在自已脑门;有的胡人留着精致的中分头,露出额头,两鬓齐耳;此外还有光头、“锅盖头”、“钢盔头”、“波波头”等〔图三十六〕。

〔图三十六〕唐代胡俑 山西长治唐墓出土

倘若说胡人身穿长袍,与鲜卑人和汉人无甚差别,那么发型则成为唯一能够彰显他们身份与个性的方式,从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和阎立本《职贡图》等几种摹本上的肖像看,通过外交使节展现所在国的习俗容貌,外国的奇装异服与中华礼服衣冠差别,除了发质卷曲毛发覆盖的天竺、芮芮国、于阗国、龟兹国等外,其他有一半并没有发型,按照多数官员或贵族形象来看,发型在文化上往往象征着地位、权力和财富,高耸茂盛的发型在朝廷隆重的场合,更代表着皇恩浩荡下的自豪与荣耀。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入华的蕃胡很多只能充当王公贵戚或官员家中的仆人奴婢,外出时担任牵马的马夫、赶牛车的车夫,画家和文人的艺术作品中多有描写。剪头发型有时会被视为粗鲁种族的“鄙视链”一环。

例如高适《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永日恒思单父中,有时心到宛城下。遇客丹青天下才,白生胡雏控龙媒。主人娱宾画障开,只言骐骥西极来。”此诗是借观画马起兴作论,自比千里马之骨,期望鲜于晋识才用己。但是诗中“白生胡雏”极为逼真的描绘出了当时胡雏牵着“龙媒”骏马的形态,并明确指出所画“骐骥”来自遥远的西极,“家僮愕视欲先鞭,枥马惊嘶还屡顾”,而这个控制西域骏马的胡雏如同家僮一样,都是为主人服务。“白生”一词,刘开扬先生解作“无髯”。笔者认为可能指“白脸后生”,自然也是无髯,比喻年轻稚嫩。但是唐代诗人岑参写道:“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可见还有长须髯的胡雏。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是描写当时官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卫伯玉的坐骑,这是一匹桃花色的赤骠,“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始知边将真富贵,可怜人马相辉光”,胡雏能剪出马鬃为“三花”的好马来,可见这个胡雏养护马匹很有一套。

北朝以来胡人这种发型也有人称为“蘑菇头”,很像西方自由不羁的“披头士”,有人称为“少发派”,这都是现代人的看法,唐代的“剪头胡雏”才是最贴切的称呼。

追溯头发历史看,我们的祖先随着朝代的更迭,发型也成为生活态度和文明的呼应,进入阶级社会后,发型转变对一个人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成了人们互相辨认的标志之一。西周时期人们就开始讲究使用“发器”梳理凌乱的头发,尽管这种“发器”就是粗糙的木梳,但是中原人已从原始时期披头散发慢慢演变成“挽髻”或“梳头”,而且发型也越来越讲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型是否也趋于“统一”,我们不易辨清,仅从秦兵马俑中看到的是很多梳辫后束发戴冠的陶俑形象,有了约束的功能。

汉代日常生活中,发髻的流行出现了百姓大众的平髻,以顶法向左右平分式较为普遍。但是达官贵人的发型分化出阶级的样式,汉武帝独尊儒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尊儒思想影响下,蓄发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潮,从而固化了汉人的发型,从出土陶俑和画像石等考古实物直观,男性的发型虽是大同小异,但是蓄发留须成为固定模式,“蓄发明志”显得纹丝不乱或“蓄发敬畏”看起来文质彬彬。髡刑强行剃去男人的头发,会使人成为“异类”,无疑是精神的侮辱和人格的蹂躏。

魏晋时期男子以束发高髻为尚,开辟了又一波发型审美潮流。五胡入华后,发型也接二连三的变化,披发与辫发、剪发与束发,成为胡汉族群辨识的直接标志。如果从匈奴到突厥均以披发为主流,胡人也可能通过发型获得自我认同的标签。正是在胡汉冲突碰撞和多元文化融合下,胡人和“剪头胡雏”的发型成为当时倍受瞩目的对象,从而留在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笔下。艺术工匠处理男子贵族头颅或奴仆发型时,头顶人造范式的修饰〔图三十七〕,用心相比女子发髻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三十七〕骑驼俑 山西太原沙沟村隋斛律徹墓出土

三 唐诗对“胡雏”的描写与印证

从目前考古出土中古图像上胡人发型来看,汉人对剪发的胡人发型肯定是看不惯的,无论是“蓬发”还是“脏辫”,都不符合中原汉地发型习惯,至少觉得异样“非我族类”,尤其是不束发的发型,风一吹或运动中都会凌乱,属于松垮颓废的“不讲究”形象。

以“剪头胡雏”命名的发型,并不是胡汉融合后的新审美趋势,发型只是人们互相辨识的标志之一,虽然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对“剪头胡雏”的具体描写,但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以“胡雏”为名称的诗句,稚嫩年青的胡人,既有着深目高鼻相貌,又有着自己的发型,出外观照或对镜自照,都会激发诗人们的灵感,浮想联翩,将“胡雏”纳入笔下。

查阅唐诗记录,李白曾在《相和歌辞·上云乐》中专门描写“康老胡雏”,但只形容了“老胡”的风骨诡貌,未涉及胡雏。在安史乱前,唐朝诗人描写胡雏多为马夫,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耿湋《凉州词》:“国使翻翻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赞叹胡雏牧马养马技艺高超。

安史乱后,政局交错,族群杂居,文人们对胡人多为鄙视贬斥,随着社会发展成为了一种偏见,《全唐诗》卷二二三杜甫《咏怀》:“胡雏逼神器。”《全唐诗》卷一七一李白《经乱后将避地中留赠崔宣城》:“胡雏更长啸。”《全唐诗》卷一九八岑参《行军诗》:“胡雏尚未灭。”《全唐诗》卷三六三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嵌穴胡雏貌。”《全唐诗》卷五四〇李商隐《有感》:“不早辨胡雏。”《全唐诗》卷八一六皎然《早春书怀寄李少府仲宣》:“早年初问法,因悟目中花。忽值胡雏起,芟夷若乱麻。”尤其是李白《猛虎行》“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江夏赠韦南陵冰》“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都成为流传很广的名句。

盛唐之后,人们对以前的宽容失去了信心,借“胡雏”之词比喻俯拾皆是,《全唐诗》卷二六五顾况《露青竹杖歌》:“蛟龙稽颡河伯虔,柘羯胡雏脚手鲜。”《全唐诗》卷七七六牛殳《琵琶行》:“潏潏汩汩声不定,胡雏学汉语未正。”甚至质疑“和亲”掩盖了荒诞不羁的结局,《全唐诗》卷四七二苏郁《咏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的胡雏虏更多。”内心敏感脆弱与王朝强盛时大不相同了。

这些诗中的“胡雏”称谓,或多或少均有鄙屑、轻贱之意,与唐诗中描写“胡儿”一样带有贬义。胡儿往往是“胡小儿”的省略语,原指胡人小儿、胡人僮仆。而“雏”原指小鸡鸭,后来泛指幼禽或幼兽。孔颖达疏:“雏是鸟之小者。”杜甫《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雏”的轻贱之意成为看待胡雏的绝妙视角。

翻阅唐诗时可看到,当时文人还爱使用“胡儿”这个词。《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羌儿胡雏齐唱歌;”《全唐诗》卷一七四戴叔伦《塞上曲》“不遣胡儿匹马还;”《全唐诗》卷二八二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半没胡儿磨剑石;”《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关山月》“胡儿夜度黄龙迹”。

我们无法用“胡雏”“胡儿”这样词语简单粗糙地判断青少年胡人的艺术形象,可是标志性发型会给人们留下印象。有趣的是,这种叫法被后世所沿袭,明汤显祖《紫钗记·回求仆马》:“不用吹箫《僮约》,结柳奴星,有剪头胡雏。好教你垂鞭接马玉童扶,衣箱别有平头护。”这种艺术上对“剪头胡雏”的描写不知有多少真实性,但是一直到近代还有人用“胡雏”代指年轻的外国人,陈三立《王木斋见过话海上旧游》诗:“轻雷初在楼台外,闲数胡雏缓缓归。”

当然,在不同年代不时有特用来表示对胡人的蔑称,因胡人发型招致灾难也时有发生。例如史书对后赵石勒的描述,《晋书·石勒载记上》:“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 ,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石)勒已去。”后来石勒起兵屠杀周围汉人造成很大灾祸。又如唐代对安禄山的蔑称,《新唐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杜甫《中夜》诗:“胡雏负恩泽,嗟尔太平人。”仇兆鳌注:“负恩泽,追恨禄山,盖自天宝初而祸绵不息,致不能为太平之人也。”再加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雏方炽,孤城势蹙。”明刘基《煌煌京洛行》诗:“妖星入太极, 胡雏登御床。”都是用“胡雏”代称异族。

事实上,文学最能使人感到对外来胡人的敏感度,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剪头胡雏”到“胡雏”“胡儿”的普遍使用,借用词的微妙变化,平添了许多以前不曾有的情绪与状态,发型无意间成为表示忠诚的默契,或成为桀骜不驯被征服后的形象,头发犹如一张大网与信仰文化、身份认同无法解开,五代宋代以后很难在壁画、绘画、雕塑、石刻等艺术作品中见到对胡人具体的描摹,“剪头胡雏”这种发型更是难以找到。

还要指出的是,中古时期入华胡人前后活跃了近四五个世纪,胡人戴帽往往就是尖毡帽、浑脱帽、风帽等等,对“乌皂突骑帽”“剪发著毡帽”等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联系到考古出土图像还未能确凿肯定所谓的“套头圆毡帽”,一些附会“胡服新装”样式之处的误判,需要认真辨识〔图三十八至图三十九〕。

〔图三十八〕牛车胡俑 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藏

〔图三十九〕胡人驾牛车俑 陕西唐三彩博物馆藏

至于中古隋唐女性的发型则更为丰富多彩,本文不涉及与男性泾渭分明的女性发型,有兴趣者可阅读孙机先生《中国古舆服论丛》中之《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定会受益匪浅。

无论选择什么发型,头发拥有的神奇力量都会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受,因为头发有着太多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因为世界各地头发背后的隐秘信念和社会时尚,交织着种族、宗教、经济、文化等等社会含义[1]。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胡人发型视为猎奇文化符号和异域风情标本,不能将“胡雏”看做是活跃丝路地域文化的附庸,“剪头胡雏”的发型在当时“高髻为尚”风潮中有着“阶级感”的认知,是底层胡人留下来的直观艺术产物,虽然进入中原汉地的胡人还有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有着自己标志性的发型以及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与汉人共同生活也就慢慢的“华化”,经过认知、认可,进入和谐共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本文作者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原文标题为《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0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来源:澎湃新闻